2018-01-31 14:12:54
來源：中國指揮與控制學會
作者:張永亮，陸軍工程大學指揮控制工程學院
進入后信息時代，隨著網絡中心戰實踐的不斷深入，美軍為擺脫“信息超載，知識缺乏”的困境，實現從信息優勢向知識、決策優勢的轉化，于2004年在“網絡中心戰”理論基礎上首次提出了“知識中心戰”（Knowledge-Centric Warfare，KCW）的概念。經過十幾年的發展，美軍雖然不再提及“知識中心戰”的概念，但其在知識中心戰中一以貫之的理念并沒有變化：強調在提升網絡技術能力同時，重點關注以人為中心的知識運用，旨在通過利用信息、通信等技術手段并全面推進知識管理這一戰略舉措，在網絡、知識泛在化的智能化戰爭中形成超越對手的知識優勢。美軍認為，未來從網絡中心戰向知識中心戰轉型，可以幫助美軍贏得未來戰爭的全譜優勢。
一、美軍提出“知識中心戰”的動因
（一）適應未來知識戰爭形態發展的必然趨勢
隨著美軍軍事信息網絡特別是GIG、JIE的快速發展，網絡中心戰確實給美軍帶來了關于戰爭認識的革命性轉變。然而，美軍認為，網絡中心戰構建的“由硅和鋼鐵組成的復雜技術奇跡，并沒有給他們帶來軍事家克勞維茨所說的戰爭的激情。”伴隨信息時代高新技術快速發展和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知識戰爭已悄然登上歷史舞臺。正如資源經濟時代孕育了機械化戰爭一樣，作為生產方式在軍事領域的映射，知識已成為部隊戰斗力新的增長點。因而知識經濟時代造就了“一枚彈著點誤差以公里計算的飛毛腿導彈，只需加裝一個價值幾千美元的小型導航接收器，就可以使其成為智能化武器”的奇跡。當前，知識戰爭正從軍事思想、戰爭樣式、體制編制、力量建設、指揮方式等方面深刻地改變著戰爭的面貌。美軍認為，知識戰爭時代，通過提高作戰人員對作戰思想、戰爭工具、武器裝備運用的廣泛理解和認知，將“知識”更多地整合到部隊中，可以使美軍更加高效地應對外部日益復雜的軍事威脅，不僅在正規戰爭，而且在反恐戰爭中贏得勝利。
（二）提升應對不確定性威脅能力的迫切需要
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地發展、資金投入的緊缺、國際恐怖主義的出現，以及缺少真正強有力的對手等因素，都對美軍都提出了新的挑戰。美軍認為，未來其軍事力量正處在發展的關鍵階段，將面臨著不確定、無規律和非對稱的威脅。其主要表現在作戰對象不僅有國家，而且有非政府組織甚至個人；出現了恐怖與反恐怖、破壞與反破壞、顛覆與反顛覆、游擊戰等非常規作戰樣式。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可能沒有優勢，有時甚至處于劣勢，“9.11”事件正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知識中心戰將網絡中心戰的核心概念提升到了更高的層次，開始重新關注戰爭中人的因素，聚焦于人知道什么？如何知道？為此，美軍提出，未來知識中心戰必須首先從思想上做到從“需要了解”向“需要共享”轉變。這要求未來作戰人員不僅能夠借助信息技術的成果，更要充分利用人類的知識創新能力，形成超載對手的知識優勢。美軍認為，只有將軍隊建設成為一支具備適應變化的“學習型組織”，才能有效地應對不確定性軍事威脅。
（三）滿足達成軍事行動敏捷優勢的現實要求
敏捷優勢意味著，作戰人員不僅能夠更高效性地理解并利用信息，先于對手掌握情況并做出反應，更加強調“利用占據優勢的知識獲取能力來準確地瞄準敵方力量重心、薄弱環節、關鍵鏈接和節點，進而動用軍事力量在敵無法進行對抗的維度和方向上，采取同步并行的方式，達成‘發現即摧毀’的效果。”敏捷性優勢的內涵正體現了“知識”本身在促進個體認知水平和群體認知趨同度的顯著效果。網絡中心戰時代，美軍發現，“敏捷優勢”的形成不僅需要網絡支撐，更需要基于知識的高度自同步行動。鑒于此，美軍在發展知識中心戰過程中，強調實現未來作戰體系應由信息中心戰（Information-Centric Warfare，ICW）條件下信息“邊緣化”，向知識中心戰條件下知識“邊緣化”的轉型。美軍期望借助其形成的知識優勢實現“在小規模突發事件中，用一周左右時間決定戰局；在大規模戰區戰爭中，用大致相同的時間占據戰場有利形勢”的目標。
二、知識中心戰概念的提出、發展及其內涵
（一）知識中心戰的提出及其發展
自美海軍1998提出“網絡中心戰”以來，該理論作為美國防部實現《2020年聯合構想》的主要指導思想，已被美軍廣泛接受。然而，美軍在不斷探索實踐網絡中心戰過程中，遇到了一個重大問題，即是“獲取的信息數量持續增加，但關鍵信息處理、分析與分發能力不足”，指揮決策人員在海量情報信息面前，經常面臨著“餓漢吃自助餐不知如何選擇”的窘境。美軍越來越認識到：戰場信息的增長并不意味著指揮員所獲得有效信息的必然增加，相反，無序的信息資源不僅無助于信息的使用，反而會加劇信息增長與使用的矛盾。這一結果導致其擁有的信息優勢并不能有效地轉化為決策優勢、行動優勢，甚至“干擾決策、影響指揮、分散通信。”
美軍認為實現向知識中心戰轉型，能夠幫助其贏得知識優勢。知識優勢意味著：在戰前，能夠增加戰場空間人員和信息系統擁有豐富的“知識”資源，獲取遠遠超越對手的可持續競爭力；在戰中，能夠實時地提供給指揮人員為加速決策過程所需要的“知識”，極大地提升決策質量以及有效地鉗制了敵人的行動企圖。”因而，美軍諸多軍事領域專家相繼提出從網絡中心戰條件下的信息中心戰，向知識中心戰轉型的戰略構想，旨在促進其作戰體系建設重點由物理域、信息域向認知域和社會域拓展。2004年，美國空軍實驗室信息委員會航空航天戰略規劃專家保羅·菲斯特（Paul W.Phister）博士發表了題為“對未來指揮控制的影響：知識中心戰”的論文，之后在美國2005年召開的航空航天會議上發表了“戰爭的下一個階段：信息和知識中心戰”論文，系統地闡述其“知識中心戰”的觀點，引起了美軍關注。2006年美軍正式出臺了《知識中心戰》白皮書。2007年時任駐歐盟的美空軍司令霍賓斯（Tom Hobbins）上將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第六屆戰場空間信息年會上，將實現向知識中心戰轉型作為其報告的核心。他認為，美軍未來作戰的重點應放在如何處理、利用并管理信息上，包括信息的發現、傳遞、融合、存儲，以及有目的地利用等方面。這一判斷，源于他深入分析了美軍“沙漠風暴”行動以來，在縮短從定位、跟蹤、瞄準、摧毀到評估目標這一“殺傷鏈”（F2T2EA）取得的重大進展[①]。最終，霍賓斯指出，未來美軍通過向知識中心戰轉型，能夠實現對大量情報信息的共享、融合和呈現，彌補從信息到知識的“知識縫隙”，以增強美軍理解和利用信息的能力，進而確立和保持美軍航空、航天和網絡空間的優勢。
進入21世紀，美軍在對“知識中心戰”思想的探索實踐中逐漸認識到，未來打贏知識戰爭，固然需要更進一步地發揮計算機網絡的社會和技術效應，但“最終還必須依靠提高網絡使用者的認知能力。”由此，美軍開始從“人、技術和過程”多方面著手，建設“以知識為中心”的部隊。美空軍率先提出通過發展諸如地面移動網關技術、遠程作戰視頻增強接收機、通信機載層擴展網關和快速攻擊信息分發執行中繼節點等更具靈敏性的網絡技術與平臺，以支持空軍實施“以知識為中心”的作戰行動。相比于空軍關注技術能力的提升，自21世紀初美國陸軍開始全面推行知識管理活動這一戰略舉措，以提升部隊的知識獲取和運用水平。美軍陸軍出版了FM6-O1.1陸軍知識管理條令，該條令提出的大多數原則，都旨在闡明陸軍部隊如何綜合運用“識別、檢索、評估和共享”等知識管理策略完成多樣化的軍事任務。同時，美陸軍通過開通國防知識在線（Defense Knowledge Online，DKO），為各級作戰人員提供日常戰備和戰時的知識搜索與查詢服務。美海軍也意識到，21世紀的海上力量只有更加依賴于由網絡提供的知識優勢，才能應對未來巨大的挑戰。這不僅需要繼續依賴于20世紀支持美海軍向網絡中心戰轉型的“部隊網”（FORCEnet）[②]，更需要基于FORCEnet的信息處理、管理和表示方法的轉型。美海軍一方面，基于“部隊網”實現對作戰人員、傳感器、網絡、指控系統、武器平臺的集成，另一方面，培養FORCEnet的知識管理員，作為網絡信息和知識資源的戰略籌劃和高效利用者，并使之成為FORCEnet體系結構中“人-機接口”，最大程度地發揮“網絡使能”效應，使之成為指揮員決策的得力助手。
（二）知識中心戰的概念及內涵
跟蹤美軍知識中心戰的提出、探索與發展歷程，不難發現：知識中心戰是以信息優勢為前提，以全面網絡化為支撐，以知識的形成、共享和利用為重心，以聯合部隊能力為依托，以效果為指向，以摧毀敵抵抗意志為著力點，以多維度精確打擊為戰法，以分布、并行、同步行動為基本形式的作戰形態。可以認為，“知識中心戰”是對美軍“快速決定性作戰”和“基于效果作戰”的本質表述，是“知識化”的軍事人員基于一體化的網絡體系和智能化的武器平臺，實施的基于態勢感知一致性的自同步作戰。美軍期望通過成功實施知識中心戰，幫助軍事人員達成對戰場態勢感知一致性的理解（即達成作戰共識），彌補現有信息系統所產生的“知識縫隙”，快速搭建起從“態勢空間”到“決策空間”的橋梁，形成超越對手的知識優勢，最終贏得未來戰爭的全譜軍事優勢。
與網絡中心戰相比，“知識中心戰”關注的重點不只是“信息的獲取”，而是更加強調在信息創建與組織基礎上，對信息資源的分析、理解與判斷，以形成對戰場態勢的快速準確認知，即真正實現從“創建網絡”向“理解資源”的轉變。知識中心戰行動價值鏈（如圖1），從知識的內在價值規律和外在功能屬性上，闡明了數據、信息，經由知識優勢轉化為行動優勢的過程。從這一信息價值鏈的形成過程來看，知識中心戰的實質是以信息系統的互聯互通和海量信息占有為前提，以綜合處理信息形成有價值的“戰場態勢感知”為基礎，經由對信息的分析、判斷、過濾、提純使之成為面向軍事應用的“綜合語境知識”為目的，最終實現部隊對作戰態勢的“全知、深知與共知”，最大程度的消除戰爭“迷霧”（不透明性），克服戰爭“阻力”（不確定性）。正如美軍在其白皮書中指出：從信息向知識的轉化，即是實現“從簡單的呈現原始數據到提供具有決策質量的關于戰斗空間的知識和理解的過程。”不難看出，“知識中心戰”的思想是對“網絡中心戰”理論的發展和延伸，它旨在將“網絡中心戰”獲取的信息優勢轉化為知識與決策優勢，真正揭示了知識優勢的價值所在。
知識中心戰行動價值鏈形成過程
三、知識中心戰對我軍信息化建設的啟示
美軍知識中心戰思想的提出及其發展，對我軍信息化建設方面的啟示是多方面的，既可以驅動我軍信息化軍事理論、人才隊伍、法規標準和體制編制等領域創新發展，更能牽引信息時代我軍信息基礎設施、軍事信息系統和信息化主戰武器系統的建設，需要我們有選擇地加以借鑒。
（一）軍事理論研究從“技術推動論”向“技術與人再平衡”調整
向知識中心戰轉型，是美軍對網絡中心戰時代“唯技術論”的深刻反思，也是美軍在信息時代對戰斗力構成要素人與技術重新定位與再平衡的結果。網絡中心戰時代，美軍高級軍官中曾有過，“信息時代的戰爭是沒有藝術的戰爭？”這樣的爭論。美軍認為，大量的傳感器陣列和計算機網絡互聯互通將會把戰場感知的“不確定性”降低到易于處理的水平。據此，他們給出如下結論：美軍真正的力量——作戰人員，將在終極技術的軍隊建設中淡出戰場。然而，在現實中美軍發現并非如此。歷史大量成功戰例充分表明[③]：如果戰爭指導和戰略運用不正確、不協調，戰役戰術的運用將一無是處，即使及時、有用的信息也幾乎沒有價值。為此，美軍在提出知識中心戰思想時一再強調，支持網絡中心戰的計算機網絡技術雖能夠捕獲、存儲、傳遞和處理信息，但它并不能創造知識。分析和綜合才能真正地理解信息，形成供決策人員所用的知識。美軍在《知識中心戰》白皮書中指出：“不管多么引人注目的技術進步也不能改變戰爭的本質。”正如克勞塞茨指出：人類的天性、復雜的行為方式、自身的局限性以及身體的承受能力，才能真正主導著戰爭的進程。因為眾多不確定性因素才是戰爭的主體，不確定性的原因并不在于缺乏信息，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獲得信息理解不夠或進行了錯誤的解釋。這啟示我們，信息化軍事理論的研究并不能一味地跟從于網絡中心戰時代的“唯技術論”，而應緊緊抓住戰爭本質，重新定位并權衡信息化戰爭中人的地位與作用，重新重視戰爭指導藝術的培養，戰役和戰術思想的運用，戰役和戰術原則的學習，以及教育、訓練、士氣水平的提升，以實現信息化戰爭中“人、技術和作戰過程的有機結合”。近年來，美軍重新重視“人在回路”的兵棋推演在其第三次抵消戰略中的運用，無疑也是這種思想的回歸。
（二）作戰體系的建設從重視“信息域”向關注“認知域”轉移
隨著智能化戰爭腳步的臨近，美軍越來越深刻認識到，認知域的不一致性和不確定性，不僅會降低作戰體系的作戰效能，在高節奏的激烈對抗戰場環境中，認知域的微小差錯可能被放大，進而導致重大失誤。2009年初，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為聯合作戰部隊提出了17條指導意見用以實現其戰略目標，其中8條是直接針對軍隊知識發展和適應能力而提出的。美軍認為，網絡中心戰時代，信息優勢雖然能夠促進優勢的產生，但信息優勢并不能自動地轉換為決策優勢，在決策優勢的形成過程中編制和條令的調整、相關訓練和經驗的積累，恰當的指揮控制手段選擇與運用同等重要。這些“編制、條令、經驗，恰當的指揮控制手段運用”等都是知識的范疇，依靠人來形成并加以運用。因而，美軍積極推進作戰體系建設從物理域、信息域向認知域和社會域轉移。美參聯會2009版的《聯合作戰基礎條令》指出，“美軍正處于歷史上戰斗力最強的時期，但各級作戰人員的領導才能、訓練水平和適應戰爭能力仍顯不足，尤其是在新的作戰能力拓展和現有能力提升方面還不夠，其原因在于未能有效開發和利用作戰信息”。有鑒于此，美軍指出，“知識優勢是其得以順利取勝的關鍵”，并將以知識為中心的網絡體系、組織結構和文化作為軍隊建設的重要目標。這些啟示我們，當前應加強我軍信息資源規范化、軍事活動標準化和條令條例科學性等方面的建設與推廣，特別是要重視對經實踐檢驗的信息資源、作戰規則、決策模型、聯合作戰指揮標準的積累，為應對未來知識中心戰“未雨綢繆”。近年來我軍提出并持續推進作戰指揮標準化建設，即是基于這方面的現實考慮。
（三）軍事信息系統的建設從“信息中心”向“知識中心”演進
網絡中心戰時代，軍事信息系統主要借助態勢感知系統獲取友軍、敵軍的位置跟蹤信息，并能夠融合地理或歷史等數據，反映戰場態勢的變化。隨著知識戰爭悄然登上歷史舞臺，美軍已經認識到“知識”在信息系統中的重要作用，為了能夠在海量的戰場信息以及指揮人員的經驗中提取知識，共享、管理和利用知識，支持將來的知識中心戰，美軍認為未來信息系統建設應從“信息中心”向“知識中心”演進。通過系統基于知識輔助人的決策和行動，打破傳統的信息優勢和決策優勢之間的縫隙，形成知識優勢。據此，自2008年開始，美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就授予國際科學應用公司（SAIC）4200萬美元來支持研發“深綠”系統（Deep Green，DG）。“深綠”系統即為下一代“以知識為中心的”作戰指揮和決策支持系統的代表。2010年美軍裝備建設能力白皮書提到，應該開發既是網絡中心、也是知識中心的系統，以處理和過濾海量信息，為官兵們提供便于理解和決策的結果。未來軍事信息系統應著眼信息中心戰向知識中心戰的發展趨勢，發展更為靈活的“以知識為中心”的指揮信息系統，以滿足其對未來戰場態勢的知識化的感知與共享，對指揮機構的智能化輔助決策支持，以及對作戰力量多元化知識服務的需求。正如網絡中心戰是基于平臺中心戰一樣，知識中心戰是建立在網絡中心戰基礎之上的，它關注的重以是如何更好地使用信息網絡，以及其中的信息、知識資源，聚焦于戰場上的信息使用者與他們的認知能力。美軍近年來提出并全力推行“聯合信息環境（Joint Information Environment，JIE）”工程也有這方面的考慮。
（四）軍事人才的培養模式從“知識傳授”向“知識管理”轉型
知識管理是運用管理及技術手段，將人與知識有機結合，展開一系列的知識資源獲取、發現、交流、共享和利用的行為及活動。它通過創造知識共享的行為模式和文化，借助知識應用及創新，力圖實現“把有用的知識傳送到需要它的人”，充分發揮知識的增值作用。知識管理作為提升軍事人員認知能力的有效途徑，對于用知識建設未來軍隊的戰略目標至關重要。美軍自上個世紀末就著手在軍事人才培養方面，全面實施知識管理戰略，促進傳統“知識教授型”的人才培養模式向“知識管理型”轉變，促使在軍事組織內部構建起與信息系統顯性知識體系有機銜接的隱性知識體系，造就“學習型軍官，思考型官兵”。正如美國知識管理專家卡爾·菲拉保羅指出的那樣:“知識管理是運用集體的智慧提高應變和創新能力，是為實現顯性和隱性知識共享提供的新途徑。”美軍正是通過全面推開知識管理活動，創造了“可以讓知識和經驗可以很容易地被分享，且能夠將知識帶到它所需要的地方以幫助做出行動”的氛圍，為其打贏未來知識中心戰提供了強大的智能支持。
當前，我軍的軍事人才培養，應積極適應未來知識中心戰發展趨勢，從提供體制機制保障、建立管理支撐平臺和營造共享文化等方面，實現更廣范圍、更具深度的知識共享目標。體制機制方面，可以借鑒美陸軍設立“陸軍知識理管委員會”，海軍部成立知識主管（Cheif Knowledge Officer，CKO），出臺系列諸軍兵種知識管理指南等做法，從頂層設計、人才戰略、技術平臺、社會資源利用等方面，加強對全軍軍事知識管理的統籌安排、管控與評估，同時，可考慮將知識管理寫入我軍條例和規章制度，為知識管理的實施提供了體制機制保障。知識管理平臺方面的建設，美軍通過創建軍種和國防知識在線等軍事知識官方門戶網站，建立知識管理社區和“事后回顧（AAR）”學習平臺，促進軍事信息和知識資源的及時、廣泛共享。這些啟示我們應著眼全局視野對信息系統和資源進行整合，打破各單位自成一統的藩籬，大力推進標準化戰略，實現統一的技術平臺和標準的運作規程。知識共享文化是知識管理戰略的靈魂。美軍認為，“知識中心戰可以促進了聯合作戰部隊和跨部門之間戰略協作的組織級的思考。”提升管理層的知識共享意識，營造組織內部知識共享的氛圍，完善知識共享的評價和激勵機制對培育知識共享文化至關重要。
參考文獻：
[1] Robert Sofge, Knowedge Centric Warfare:An Introduction,2009
[2] Paul W. Phister etc.,Information andKnowledge Centric Warfare:The Next Steps in the Evolution of Warfare,2004
[3] Martin Burke, Commad Contorl andInformatin Systems in the age of Knoledage-Centricity,2004
[4] Joseph Thomas, Transforming CommandCenter Operations. Operational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a Net CentricEnvironment,2004
[5] J.Roy.Knowledge centric view ofsituation analysis,2007
[6] Marion G.Ceruti,Knowledge Management ForCommand And Contorl,2004
[7]Headquarters,department of the Army（USA）.Army knowledeg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technology .2005
張永亮（1982.4-），男，作戰指揮學博士，研究方向：作戰指揮理論與仿真，智能指揮決策
[①]在1991年的“沙漠風暴”行動中，一個F2T2EA周期需要76分鐘，在1999年的“盟軍行動”中需要24分鐘，而到“自由伊拉克”行動中只需要8分鐘。
[②]美軍海軍于1999年提出“FORCEnet”概念，其發展目標是在2015—2020年實現完全的網絡化，確保美海軍在惡劣條件下達成決策優勢，它代表著美海軍未來電子信息系統的發展趨勢。
[③] 1870-1871年的普法戰爭源于出眾的領導和訓練水平而非電報和鐵路；1940的德法戰爭，德國明顯的劣勢作戰平臺和技術水平被忽視了，而源于對未來戰爭的準確的預見和兵力的集中運用、高超的領導水平與士氣。
